份排斥，厘清北海历史的指引
序：近来对北海的开埠历史这一话题大家关注颇多，本人先前也曾写过一贴：
比较社会学看地域本位主义 可惜曲高和寡，阳春白雪。应者廖廖。现根据读书笔记，整理思路，提出一个观点：身份排斥（或者说是身份焦虑）是众多北海市民对重新表征和厘清北海开埠历史的最大动力及根本指引。
前言：身份是人类社会最初形成的最基本要素，身份指的是“谁”，是什么样社会属性的人，而与身份相关的角色标明了什么身份的人被期望应该如何行为？有了身份及其相应的行为规则才形成了有机的社会结构体系，通过对对方的身份认定，确定个体之间的关系。
地位是社会结构中社会空间位置，而身份是具体某人身上的社会标识。而且，同一身份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地位等级，而同一地位等级的人又存在不同的身份，地位等级高的人必然对地位等级低的人具有一定的支配性。在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是通过身份显示出来，“官大一级压死人”，身份在这里表明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社会地位，更多地反映出具有不同身份的人们与各种资源、利益与机会之间的关系。如市直单位先进等于县级先进等，不一而足。所以，我们最初的社会关系、社会角色、社会群体或组织都是通过身份认同过程来实现的。身份就是个体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标识、社会属性及其社会位置。
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就是指大多数中国人内心所持有的这种以身份为重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意向。而这种身份观念、身份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夏商开始，到周朝已基本形成体系，直到汉唐时才开始作为意识形态和人们生活的理念，一直发展至今，根深蒂固。
“社会并不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身份的结构。墨子主张兼爱，孟子骂他无父，意思就是说没有了社会身份，没有了结构的人群是和禽兽一般了。（费孝通，1998：143）”从纯理论的意义上来讲，身份是所有社会的基本结构部分，也是社会的文化规则，只是不同社会中的身份规则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有所差异。附着在身份上的资源配置如权力资源量和生存资源量以及人格尊重伴随不同身份而出现分化，使得身份尊重物化、功利化以及权力化。
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身份社会，身份伦理的深厚土壤孕育了以关系网络获得资源的配置方式，行动者总是有选择性地择取对自己有用的“身份”作为资源获取的手段，正是所谓“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可能北海市居民户口这个信息不会产生任何行动的权力，但是它可以提高身份的社会认同，因为它意味着分享便于行动的社会资源，提到一个身份（“经济发达城市”、“沿海开放城市”）足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身份作为地位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替代物，为广大中国社会成员所认同。比如“合浦村佬”这一社会地位的获得，人口的划分及其转换限制，是身份制度的核心内容，人为地把公民分成北海精英和合浦村佬两种不同身份，采取两种政策，人为形成了一道身份鸿沟。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在空间地域上，而且在社会认同中建构了一道边界。政治经济地位不平等，是身份制度的核心。这种不平等制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社会排斥最基本的一种形式：身份排斥。
传统是现代的影子，在某种意义上，身份始终有凭据的意味，它是个人借以确定自我的某种社会性的存在，既内在地包含着情感和心理体验，也外在地关涉到实体性的形象和象征性的地位。一种身份，就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生存的凭据、一种心灵的寄托，构筑起一片社会性的空间（杨威，2006（7）：11-14）。作为社会资本的身份则是一种客观的主观，它仅仅在互动中才能产生，不能被完整地转嫁，没有严密的衡量标准。自我的身份估价，和他人对我的身份估价很可能完全不同。这也是大家争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北海的历史如果从属于合浦，那么作为身份的获得来说，就不存在前瞻性和优越性，从而对权力的索取及人格尊重上受到身份制度的制约。如果北海的历史作为一个断代史出现，其蕴藏在历史背后的政治、文化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这才是“北海珍珠”、“珠还北海”的真正根源，这也是为什么“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争中北海落后于泉州、徐闻的根本原因。
结语：历史叙事与身份是互相强化的。历史叙事对支持与承认它的资源价值的个体行动者予以回报，而拥有身份的个体行动者为了获得历史叙事中的地位或者更好的位置，尽力地承认与增进历史叙事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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